這次台北電影節,參加了「跨世代追夢人」和「新女性與新電影」兩場論壇,整體來說,兩場論壇並沒有太多激起太多對談和互動的火花,反而是讓該場的兩位主要講者,各自闡述了他們的電影經歷和理念。尤其是張毅和魏德聖這場。

對張毅的印象,還停留在《我這樣過了一生》的印象中,也不曉得他後來與該片的女主角楊惠珊結縭,也不知道琉璃工坊是他所創辦的。從論壇開頭的簡介影片更赫然得知,他曾經在《現代文學》發表創作,與白先勇那一代一樣寫作,是到後來考進世新廣電科,他才踏進電影路。

張毅簡直體現了我心目中那硬派外省知識份子的姿態,裝扮正式優雅、講話有條有理、不畏當政強權、全心投入所愛;他的談話內容具備進步視野和國際觀,也夾雜著一點愛國主義的傳統味道,談論起文化頭頭是道、談論起使命捨我其誰,信手拈來便是藝術家的名句。相較起來,魏德聖好像還沒長成的熱血青年,小毛頭似的不斷抱怨東抱怨西。

但其實他們講的是同一件事:如果電影可以做為代表台灣的文化,台灣電影的未來應該在哪裡?

令人欣慰的是,兩位導演雖有世代差異,面對電影這樣的傳播媒介,卻是同樣具有使命感的,他們都期待自己的作品,能讓觀眾進戲院以後,可以帶一些影響自己的什麼出來,並且是可以延續二十年、三十年,甚至一輩子的。這間接回應了李烈的焦慮:現在的台灣電影太遷就觀眾和市場,她期待看到更多不同類型的電影。

「新電影與新女性」的主持人蕭菊貞玩笑道,她從90年代開始,每年開拯救台灣電影的會議到現在。台灣電影到底救起來了沒?票房、觀影人數多了,台灣的文化卻都沒有什麼太大的提昇。如果,連飽受矚目的電影產業都如此,那麼相對邊緣的文學、舞蹈、戲劇等藝術媒介,我們還能期待什麼呢?

此時,一定有聲音出來:「我們不要靠政府,要靠自己。」我超喜歡魏德聖的回答:「如果不要求政府,那政府成立是要幹什麼呢?那國家要幹什麼呢?」

雖然從張毅和魏德聖身上看到一點曙光,但,前者現在跑去搞動畫,後者說拍完台灣三部曲就要休息,現在開始,就得擔心後繼無人了啊。

沒錯,我是悲觀到不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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